说不出口的晚安

哥哥过世的第三天，我来到供奉母亲骨灰的精舍，向天上的她报告了这个消息。

立于母亲长眠的小匣门前，我在心里对母亲说感谢。十二年前她的骤然离世，如今感觉起来像是她的一种体贴。若她亦长寿至今才发现罹癌，我一个人要同时照顾老病双亲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。母亲先一步告别，彷彿预知了我将独自面对家散人亡的未来，不忍让我更狼狈。

想起两年前哥哥还说，明年就退休了，也许每年可以回台湾长住个四、五个月。

母亲刚过世时他也曾说过，也许以后每年忌日他都会回来团聚。重点不在于有他在是不是一定帮得上忙，但当时心里确实有过一丝安慰之感：毕竟是一家人。如今才知道，那些话也不过是随口的一句，都不曾、也不会实现了。

新手父母其中一人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三年的权利，且不得拒绝其申请。这确实是立法上的一个大进步，体谅到父母与幼儿的共同需要与社会的改变。但社会走向高龄化之后呢？

也有所谓的侍亲假。但在考虑人员与工作量配置的情况下，得经审议后决定核准与否。这听起来无疑在说，新生命带来希望，而高龄化社会将是未来沉重的社会成本，一点也不让人期待。

一般丧假又能请多久？记得当时母亲是在学期中途病故，也不过两週后我就又回到学校。偏偏那天学生特别不听话，分组讨论却有人任意走动谈笑，连喊几次都没人理，我气到把东西一摔怒喝：

「我母亲昏迷的前一天我还在给你们上课，告别式一结束就赶回来，你们值得我这样做吗？」

学生面面相觑，我知道，他们多数根本不知我在气什幺。

责任感最后总是苦了自己，怪不得从年轻就开始培养小确幸态度变得很重要。而我这一代人又有几个真能学得来？

去酒吧并非为了寻欢作乐，反因有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理解，只有在那里才会遇上。那晚吧里生意冷清，我与多年来只知其外号的某人，突然有了从来没有过的深谈。喔原来你住中和……你也是只有一个哥哥，已经过世了？……那母亲过世前都是你一个人在顾吗？

「失智后的母亲后来只对百货公司的橱窗与人潮有反应，我特别在信义区新光三越附近租了房子，每天晚上推她去逛街……整整三年的时间，我没有约会，也没出来喝过酒……」

多少同志朋友都一肩挑起了照顾父母的责任，因为成不了家，因为成了家的兄弟姐妹认为理所当然。朋友继续缓缓诉说着：「母亲死后，有一天我下班从捷运站出来，突然停下匆忙的脚步，才意识到我已经不需要再像从前那样，一下班就十万火急赶着回家了！我已经轻鬆了！我可以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！……」

我听到这里鼻子一酸，知道他一点也不如自己所说的那幺洒脱。

从社会制度面就看得出，我们的文化在鼓励我们往前看，对终将或已经逝去的，一定要学习放手。悲伤太久是不健康的。英文中有一个字，grief，不好翻译，一种在哀伤里难以自拔的忧郁。弗洛伊德便认为那种不肯放手的偏执是病态的。直到前几年读到文化评论教母级的茱迪丝‧芭特勒持不同看法，认为沉浸在失去中才会让我们重新建构自己是谁。在原来的人生中我们都被社会矫正力量所管辖，只有当失去时，我们才有机会从那个缺口中步出看似正常的人生，看到以前所看不见的。

我现在懂得了，grief 为了伤逝，何尝不是对生命真相的另种直视？

原来我最需要的是让自己好好伤逝，如同给自己放一个长假，不必再时时刻刻撑起，那个苛求完美的自己。

情人彻底践踏了我的付出虽已是两个月前的事，但痛并没有消失。还是会在夜深人静突然感觉心绞难忍时，不理性地发出一则则失控的短讯。只有如此才能像服下了镇定剂，让癫痫的灵魂暂获喘息。

但它们的药效远比不上哥哥的死讯，让我直接堕入一种失重的恍惚。

人在花莲接获简讯，一时赶不回台北，与父亲通电话，还没等我多说两句，他就把电话丢给了印佣。我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已没有一位亲到可以诉说当下心情的人了。

失恋容易找到听众，但失亲不能。

安慰失恋的人可以用插科打诨，但弔慰不能。

更何况那天还是大年初六。要清楚这大半生我们家里的爱恨情仇，还有我仍在情伤的前因后果，才能了解我当时对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已近无言的精神状态。我不知该跟谁说，只好发 LINE 给前情人。

已读不回。

生离死别我不陌生，陌生的是这种孤立。

母亲过世时身边有父亲。老友过世时有共同的朋友。但这一回，白髮送黑髮的父亲已不再是能取暖的倚靠。连最后以为还可能有的一丝亲密关係也都不再。我仍然走进了教室里打开讲义，甚至没让任何同事知道。以为这样的假装，会让悬崖边上的风不再劲猛，想看看自己究竟能不动如山多久。

还记得上个学期末情人无预警分手，我撑着看完了学生在课堂上演出的《晚安，母亲！》。从大学第一次读到这齣普立兹获奖名剧，我就说不出为何十分着迷，那是关于一个女儿决定自杀前，计划好如何向母亲解释与道别的故事。

说完那句「晚安，母亲！」后，女儿进了卧室把门紧锁，整个晚上都企图制止女儿的母亲在门外崩溃了，狂敲嚎啕，最后认输了：「对不起，我从来不知道，妳原来这幺不快乐……」

枪声响起。剧终。

每隔几年便会教一次这个剧本的我，当时却彷彿在看着全然不同的一个故事。女儿整晚的耐心步骤，目的或许并不是让母亲心安。我看到的是所有抛弃者都必须先控制住整个场面，之后才能得以脱身的策略。

被抛弃者从来都不可能听得懂抛弃者所给的理由与解释。因为那都不是真正的答案。被抛弃者越不明白，越会让抛弃者对这段关係感到厌烦，并为这样的厌烦找到想要切断的合理动机。

消失即是死亡。

所有要跟我们切断关係的人，应该都当他们死了。

然而不懂的是，那个如同剧中母亲捶门呼喊「到底有什幺样的恨？为什幺非要这样做？」的角色，为何却总是我？

在意识还清醒的最后，哥哥给他的朋友发信，却仍不想与我和父亲联络。母亲病危时他选择不赶回见最后一面。自己要离去的时刻到来他同样转过脸去。抛弃者的角色，他果然有始有终。

只是为了不被打倒而活着，是活下去的好理由吗？

发现自己罹癌后的哥哥曾告知，他去做了基因分析，警告我要小心，因为显然从母亲到他，家族遗传的特徵已具，且医生说手足之间发病的机率极高。而当时我心里唯一的念头是，如果我也倒下了，留父亲一人在世该怎幺办？他除了记忆退化外，没有其他严重的病症，也许他会活得比我久。

母亲享年六十七，哥哥更年轻，才六十一。

我知道自己不能倒。然而，却总有另一个声音冒出在冷冷问我：当一个抛弃者，有这幺困难吗？

摘自《何不认真来悲伤》

数位编辑整理：曾琳之

Photo：Luke Martinelli, CC Licensed.